伊朗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一项定性内容分析
作者：Momennasab, Marzieh, Abdi, Naeem, Yektatalab, Shahrzad, Jaberi, Azita
摘要
成长并非创伤的直接结果，而是对压倒性和窒息性环境的抗争，从中孕育出创伤后成长。由于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创伤后成长源自于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研究，研究个体在各自文化和宗教中的认知与体验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定性内容分析，探讨伊朗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体验。本研究采用归纳内容分析法，对2024年4月至8月期间通过目的抽样法选择的15名具有最大变异性的家庭照顾者进行访谈。数据通过面对面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数据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研究采用Latent Granheim和Lundman（2004）提出的内容分析方法。分析结束后，形成了“顺从与接受”、“超越自我”、“寻找意义与目标”三个类别及八个子类别。这些发现反映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癌症患者的家庭照顾者在接受疾病后，努力寻找适当的补偿性应对方式，以应对这一生命威胁性疾病。这一努力使他们能够以不同的视角回顾过去的生活各个阶段，从而对自己、他人、疾病以及最终的世间与来世的意义和目标有了新的理解，这即是创伤后成长与超越。
简要总结
本研究探讨了伊朗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在面对疾病时的创伤后成长体验，揭示其在接受疾病后通过抗争实现自我超越与意义重塑的过程。研究结果丰富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伤后成长的理论体系，为相关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发现
研究方法
方法：采用定性内容分析，使用归纳法进行15名伊朗家庭护理者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使用格兰海姆和洛曼（2004年）的方法进行分析。
关键结果
- 家庭护理者通过投降、接受和寻找意义来经历后创伤成长；护理者在接受情况后对生命、自我、他人和疾病形成了新的视角；后创伤成长涉及超越和疾病之外的生命目的的理解。
重要意义
这一研究强调了护理者中后创伤成长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为伊朗社会提供支持性干预的信息。
研究局限
- 样本量小限制了发现的普遍性；研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区。
技术贡献
提供基于伊朗家庭护理者定性见解的文化敏感的后创伤成长模型。
创新性
这是首篇探讨伊朗癌症患者家庭护理者经历后创伤成长的定性研究，强调了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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